“清末的瓷器，黄老板也能看上？”李承故意说得很含糊。
“清末？呵呵。”黄学仁脸上露出一丝讥笑。
寒舍的王定乾，戴着一副金丝眼镜，梳着背头，一身洁白的衬衣，很有学者派头。他笑着朝李承点点头，问道，“饶老……是你的师傅？”
言下之意，饶老知识渊博怎么有你这么个草包弟子？
怎么就牵扯到师傅身上？这话让李承眉头一抖，心底很不高兴，对这位寒舍的总经理的恶感越来越深。
语气冷淡下来，撇撇嘴露出一丝冷笑，“哦，这么说黄先生和王老板，对这件大运琢器有清晰鉴定啰？还望不吝指教！”
“你说清末也没错。”黄学仁自然不会真的“指教”一番，自认摸清李承底细，带着一点讥笑，呵呵两声，拉走王定乾。
李承吃了个瘪，心中那个郁闷啊！如果说黄学仁挑衅，还能理解，你王定乾特喵一个剑州经理，还第一次见面，就敢出言讥讽？你算什么东西！
他从来不是一个大度之人，讲究君子报仇，早早晚晚！
在随后的查看拍品过程中，除了他自己一眼相中的三件：一尊咸丰青花芭蕉玉壶春瓶、一枚貔貅纽灯光冻印章；一块唐代金银平脱菱花凤镜，其它物品都没太用心去看。
眼角余光一直盯着王定乾和黄学仁两人，心底琢磨着该怎么给这两个家伙一点颜色看看，尤其是寒舍的王定乾！
“阿承，帮我仔细看看前面那本。”转了大半圈，朋济明忽然扭过头，低声嘱咐道。
哦，那就是今天朋济明的目标。
李承站在他旁边，向右侧位置扫了一眼，一本镂版印刷的古籍，左右翻开，上角有镇纸压住，竞拍者可以看一页内容。
看了一眼拦标价，两万夕元！
这价格可不低，宋版？至少也得
是明版！
这本典籍前面已经有人在踮着脚鉴定，眉头紧锁。
确实很难为人！
整本书，只翻开两页让人鉴定，还只能看不能摸，若是对古文不熟悉，估计连这本书叫啥都不知道，又怎么鉴定？
然，今天来参加小拍的都是行内人，越是这种有挑战性的工作，越喜欢钻研。
一位六十多岁白须老者，正环抱手臂，抵着下巴，探身朝这本古籍看去，嘴中还念念有词，不时扭头和身边人嘀咕两句。
有三四人围在老者身边，同样聚精会神，时不时还发表一点意见。
“这老先生哪位？”李承轻声问朋济明。
“御州大学王大中教授，南国文人研究院的。”朋济明人面很熟，悄声说道。
八十年代之前，御州没有大学，学制与江城相通，中五之后考江城大学预科班，少部分学子会回国内或者宣州上大学，绝大部分都去江城读书。
八一年，御州士绅黄景强先生、胡百熙先生和吴毓璘先生创办首间现代大学──私立宣州大学，此为御州大学前身。
南国文人研究院是研究岭南文人的研究机构，并非教学单位，所以，这位王大中教授还是有两把刷子的。
李承站在人群靠外，踮着脚尖，看了书页右上角竖行文字“三皇本纪第一上”，立即明白过来，这是《史记》释义本，也就是解释《史记》内容的工具书。
《史记》流传后世，版本众多，而各类释义、集解、考、据等工具书，那就更多。想要通过两页纸考据这本《史记释义》，那不是一般的难。
不过，寻找蛛丝马迹，并从中找到真正答案，这才是鉴定的乐趣所在。
李承听了听王大中教授的低语，他主要是从书页内容来考据，和同伴辩解，这究竟是《史记索隐》？还是《史记
集解》？又或者是《史记会注考证》？
这种玩法李承自认玩不了——《史记》各类版本流传下来超过六十种，谁没事会将六十种《史记》本全部看完？连知识渊博如海的饶师，估计也不会干这种事。
李承有自己的鉴定方法。
先确定真伪或者说朝代！
各个版本的内容记不住没关系，只要记住各个朝代的书籍印刷特点，还有常用纸张，以及用墨特色，基本就能断定这本书是真是伪，若是真品，又是那个哪一朝印制。
一句话，说起来容易，真正鉴定起来，能让人头痛欲裂。
李承最先考据的是宋本。
宋本印刷又分为“官刻”“家刻”和“坊刻”。
单单官刻一门，又分为“监刻（国子监）”、“馆刻（昭文馆、集贤院、史馆）”、“阁刻（秘阁）”、“院刻（崇文院）”、“省刻（秘书省）”、“府刻（地方学府）”、“书院刻（地方书院）”等十八个种类。
当然不用每一家都往上面套，那还不得累死？
宋版勿论南宋北宋，官刻本最大的特色可用四句话概括：
“字体刚劲似柳唐书法家柳公权；刀法严肃似磐（磨盘）；墨色黑凝似渊（深潭）；端庄稳重似卧佛”。
坊刻，多指地方刻印本，也有自己的特色，譬如宋书中，最有名的莫过于“靖本”，其次为“苏杭刻本”和“眉山刻本”，再次为“潮本”、“赣本”和“庐州刻本”。
坊刻虽多，倒是可以从纸张和墨色上区别，譬如靖本有很多用麻纱纸，苏杭本多用竹纸，眉山本多用桑皮纸；赣本多用芦纸，诸如此类。
最难的是家刻本，即名家名人自刻本。
宋代的文治之所以能冠盖历朝历代，与朝廷比较重视教育，大力奖赏刻书的风潮，有着比较重要的关系
。
像毋昭裔（后蜀刻书家）的后代毋克勤，就是因为捐献了《文选》和《初学记》的书版而做了官，毋家也因为刻印书籍发了财，据说家累千金。
再如南宋学者吕祖谦，因进献了自己编选的北宋时期的诗文总集《宋文鉴》一百五十卷，得到了朝廷赏赐的大量银两和绢帛。
这也就造成宋朝出现让鉴定师头皮发麻的各类“家刻”本。
这些家刻本往往制作精良，用墨考究，编辑、字画、注文、音释、句读、考异，详审精确，绝对是宋版书中的精品之作。
这本书面前，李承整整花费了四十分钟，朋济明同样头大无比，他也没能准确鉴定。
现场有人说是宋本，有说明本，又有说敦煌本，还有说是唐本，唯一没有人说是赝本。
李承眉头越皱越紧！四十分钟鉴定，竟然只得出一个结论——非宋本！也非后人伪作。
他的眼睛盯着亚克力牌上的拦标价，两万夕元，这价位给的，也让人淡疼！
说是宋本或者宋代之前的版本，这价位低了很多，黑市价十万夕元还差不多；若是明本或者清精品本，这价位又是市场价，明显不符合黑市小拍的拦标价低于真品市价的规则……
不对！
自己疏忽了！
为什么不去考虑元本？
元代书籍，很少有人去研究，也少有人去专门收藏，很多人潜意识认为，元代书籍质量一般，这还真是谬论！
元代统治者虽然出身蛮荒，对于刻书、印书却很注重，早在入主中原之前，就兴办官方刻书。太宗八年1236年成立编修所，在平阳立经籍所，编辑、印刷经史书籍。
据《元史》记载，元代的皇帝时常亲自下令，刻书印书，尤其是皇帝特别感兴趣的经史著作一路行省，散放民间。
如大德三年中书
左丞孛罗铁木儿将译为蒙文的《孝经》进上。
武宗诏谕此乃孔子微言，自王公达于庶民，皆当由是而行，命中书省刻版模印，诸王而下皆赐群臣。
仁宗喜读《大学衍义》，认为治天下，仅此一书足矣。遂命将《图象孝经》、《烈女传》同时刊印。
延佑五年大司农进苗好谦撰《栽桑图说》，皇帝非常赞赏，有助于农业的发展，即命刊印一千部，广散民间。又如：泰定二年还曾刻印《救荒话民》一书，于各州县颁行。
这是二十四史中《元史》有关元朝皇帝与刻印的记录。
想到元代藏书，李承脑海中立即想起元代刻印书籍的特点：黑口、赵体、无讳、多简。
黑口：就是粗大黑口，墨色和排版毛糙，这是元代古籍最大的毛病；
赵体：这更好理解，多以赵孟頫字体为标准体；
无讳：避讳是丝国历史上特有的现象，但元朝他们的汉文名字全系音译不是汉字的原初意义，所以元代的避讳除御名需避讳外余皆不变，此点也成为鉴定元刻本的重要依据。
多简：是指元代的书刻多用俗体和简体，中统元年，忽必烈即位，确定以八思文为国字，在这种情况下，对汉字书写和刊刻就要求不那么严格了，夹击斜刻，简体字也比较容易，因而在原刻本上就表现为俗体字多和简体字多。
这是鉴定元代古籍的最常用几种方法，但并不需要全部都要遵从，譬如字体！
元灭宋早期，赵孟頫还不出名，而当时元代所占北方地区和中原地区，还受宋版书籍影响，刻印书籍时多用柳体或欧体，并无赵体一说，但“黑口、无讳、多简”的特点已经有了！
盯着这本古籍的两页内容细细看了一遍，李承长吁了口气。
特喵的，还真是元代早期云阳刻本！